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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全國人大代表曹永鳴:學生減負不僅要治標,更要治本

    新京報  2020-05-27 15:22  主編:朱淑英   瀏覽量:36525

    本次人代會,全國人大代表、哈爾濱市花園小學校校長曹永鳴提交有關校外教育機構治理的建議。接受新京報專訪時她表示,學生減負不僅要治標,更要治本。只有教育評價體系這個指揮棒徹底發生變化,全體教師的專業水平整體提升,中國的孩子才能真正減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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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全國人大代表、哈爾濱市花園小學校校長曹永鳴。受訪者供圖

    新京報:近年來你多次提交有關減負的議案和建議,這次兩會是不是也提交了相關議案?

    曹永鳴: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,我一直很關注學生減負這個話題,這幾年也一直提交相關議案。今年提交的是關于校外教育機構治理的建議。學生減負,一方面是校內減負,讓學生從繁重的課業中解放出來;另一方面就是校外減負,讓學生從校外補習班中解放出來。

    目前,校外的補習班還是良莠不齊,有的甚至在地下室,安全隱患很大。而且,對校外教育機構的治理,教育行政部門并沒有執法權,這對執法力度和懲戒效果都造成了影響。我認為校外教育機構治理需要教育部門、市場監管部門、信訪部門等相關部門聯動,建議國家出臺相關的聯合獎懲合作備忘錄,明確聯合獎懲措施,依法依規對違規舉辦校外培訓機構的實行聯合懲戒。將黑名單信息納入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,努力營造讓守信者受益、失信者受限的良好教育治理環境。

    新京報:學生減負我們已經提了很多年,但是一些學生和家長覺得“減負減負越減越累”,對此你怎么看?

    曹永鳴:不論是減輕學生的校內負擔,還是校外負擔,這些舉措肯定有減負效果,但都是治標,并不是治本。治本之策是什么?我認為從“根”上為學生減負,還需要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評價機制,更加有利于素質教育導向的評價機制。目前,我們主要還是通過一張考卷、一次考試來決定孩子的命運。如果把全面發展,把德、智、體、美、勞五個方面都納入評價體系,那么在對教育終極價值的追求上,學校和家長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轉變。

    學生減負其實還有一個關鍵問題,就是教師的專業化水平問題。孩子們出去補課,一般都是為了“拜師”,去找一些名師。什么叫名師?其實就是專業化水平比較高的群體,有能力用最少的時間,幫助孩子最大程度地掌握知識。

    我認為,教師的專業化水平與減負是有因果關系的。如果老師的整體專業化水平都比較高,那么孩子們在單位時間內的受益程度也會極大地提高。換句話說,孩子們如果在學校都學得清清楚楚了,誰還愿意花費更多時間再去做一些重復性勞動呢?我們曾經和芬蘭的教育工作者交流,芬蘭教育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孩子們的負擔輕,但是質量高。如何平衡學生負擔與學習用時之間的矛盾?芬蘭同行們給我們的答案就是老師好,有一支非常高素質的、專業化的教師隊伍。

    所以我認為,如果說教育評價體系是杠桿,那么教師的專業水平就是秤砣,有了秤砣,就會很好地平衡孩子們的課內外時間。中國孩子的負擔什么時候能真正減下來?一個是教育評價體系,比如中高考的評價,這個指揮棒徹底發生變化;再一個就是全體教師的專業水平整體提升,否則減負只能是治標,治不了根本。

    新京報:你談到了教師的專業化水平,其實一些“60后”、“70后”經常感慨,覺得現在的師生關系與原來不一樣。原來,如果孩子犯了錯,老師罵一聲、打一下,學生、家長都能接受。但是現在一方面老師為難,覺得學生打不得罵不得,另一方面家長不滿,覺得老師的責任心不強。你覺得為什么會這樣呢?

    曹永鳴:“60后”、“70后”的學生時代,也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,很多學生、家長的目標很明確,就是為了考大學,大家的目標一致,所以思想和行動也很統一。但是現在的教育觀念和教育方式方法已經變得多元化,家庭教育目標的多樣化越來越明顯。

    比如同在一個班級里,有的家長希望老師管得嚴一點,孩子不聽話就要打;有的家長希望孩子能更加輕松愉悅地接受教育,不論成績好不好,孩子都要快樂。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在一個班級、一個學校,甚至是整個社會都同時存在。這就要求學校、教師去研究如何滿足受教育主體的多樣化需求,這也是擺在我們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個社會課題。

    因為需求多樣化,老師就不能一刀切,必須考慮和照顧多元需求。不過有的需求是不合理的、不合適的,這時就需要學校、教師去積極引導。我經常跟老師們講,家長合理的要求應當滿足,但是不合理的要求特別是對孩子未來發展有消極影響的要求,我們就應該矯正。比如有的家長嬌寵孩子,希望老師配合,讓孩子在班級里得到格外關照,這樣的要求不利于孩子意志品質的培養,就需要矯正。教育必須承擔起社會責任,不能一味地迎合家長。

    新京報:你是否看過去年上映的電影《少年的你》?你覺得怎樣才能避免校園欺凌?

    曹永鳴:這部電影我和我的同事都看過,其中反映出來的校園欺凌現象值得我們深思。根據我們的調研,在10歲左右的孩子中間,校園欺凌問題并不突出,校園欺凌多發生在處于青春期的孩子之間。校園欺凌對孩子身心的傷害,尤其是對心靈的傷害,往往會影響孩子的一生,所以這是一個必須要重視的社會問題。

    為什么說這是一個社會問題?因為學校雖然是防止校園欺凌最前沿的陣地,但校園欺凌并不止于校園。如果一個孩子在家中能得到家庭的溫暖;在學校沒有面對相對復雜的人際關系,處在一個積極向上友愛的班集體中;在社會上沒有接觸到暴力游戲、暴力影片等,那么校園欺凌還會不會發生?所以校園欺凌需要家庭、學校、社會共同防御。

    首先是家庭,孩子的第一所學校和啟蒙老師,是家庭和父母。在整個教育鏈條中,家庭處在上游,如果上游的水被污染了,流到處在中游的學校,學校研究治理的難度勢必加大。被污染的水如果繼續向下流,流到下游,那么對社會的危害性就更大了。所以家庭是根本,家長必須履行好監護人的職責。去年兩會我就提過一個議案,建議針對“父母教育”,制定《家長教育法》,鼓勵支持家長“持證上崗”,逐步形成家庭教育支持體系。

    其次就是學校,學校有責任和義務做好校園欺凌的預防和管理,尤其是對于家庭殘缺破裂的孩子,心理健康教育、心理救治、心理救助應該跟上;再有就是社會,應完善相應管理制度,把孩子與暴力游戲、暴力影片隔離。

    新京報:今年突如其來的疫情,一度使在線教育成為學生學習的主要方式,你認為在線教育有哪些需要規范的地方?

    曹永鳴:發展“互聯網+教育”,促進教育優質均衡發展,去年的《政府工作報告》著力指出了這一點。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普及,在線教育也逐漸成為一種趨勢。不過從線下到線上,不僅是物理空間的改變,教與學的角色定位、教育方式、育人模式、管理策略等都發生了潛移默化地改變,有許多地方需要規范。比如教材的問題,電子版授課的教材是不是應當統一?是不是應當通過教育部、教材審查委員會的審核?

    還有教育資源的問題,一些偏遠地區的孩子可能還要蹭網,發展在線教育應當讓所有孩子都像喝水一樣,對在線教育的資源觸手可及,這就需要加大在線教育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。再有,有的孩子學習動力不足,上網沖浪開小差,這是不是應當通過技術手段,對孩子的在線學習過程進行記錄,精準定位自主學習習慣養成和學習能力的提高?我認為這些都是在線教育需要規范、需要完善的地方。(新京報記者 王姝)


    【責任編輯:王海珠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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